蒋元顺匠心智策
1956年，大西南的工业建设项目开展得热火朝天，父亲和300多个家乡青壮年放下手中的农具，用一根扁担挑上破烂的被子、几件换洗的单薄衣服、20来斤路上吃的口粮，从老家四川简阳步行31天、1500多里路，历经了不少艰险，终于到了现在的西昌会理益门煤矿。
矿山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煮黑豆、玉米蒸馍，住的是低矮潮湿、用稀泥和石头垒的本地居民称之为“干打垒”的土房子。矿工从井下归来，一身灰，认不清谁是谁，只能看见两只眼睛在转动，还有白森森的牙齿。没有澡堂，只好用脸盆洗澡，一盆、两盆、三盆……洗出来的水黑如墨汁，身上自然也是洗不干净的。
在我4岁时的一个晚上，我们一家人还在“干打垒”里沉睡，凌晨5点来钟被人敲门吵醒，得知父亲在井下受伤了。一家老小哭喊着来到医院，看见一身煤灰的父亲躺在病床上。脾气火爆的父亲嘴里叼着一支“兰花”旱烟，见我们便大骂，嫌我们哭闹得心烦。母亲见此情景，破涕为笑。见多了矿山事故的我们，还能看见父亲发火骂人，是多么幸福呀！
小时候，我最爱去井口旁的烤火棚。等送馒头的人挑着两大筐“班中餐”来，省吃俭用的父亲凭票给我们姐弟四人一人买一个大馒头吃。这在我们眼里，可是世界上最美味可口的食物。懂事的哥哥、姐姐匠心智策，总要在我们的馒头上掰一小坨，用纸包好，拿回家给妈妈吃。
小学三年级时，有一次，我邀请最要好的同桌一起去那个烤火棚玩。烤火棚里正烧着从井下拉回来的烂木头，浓烟熏得人直流眼泪。父亲和工友们推着沉重的矿车，气喘如牛地出了井口。我看见父亲和工人叔叔们都一丝不挂，顿时羞得无地自容。父亲见了我和同学，忙去把衣服穿上，向我解释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洞子里热得很，穿上衣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湿了，身上风湿重，骨骼就会麻痛，很不舒服。”我心里在默默流泪。吃了馒头，我眼含泪花地要同桌和我拉勾保证：不准把父亲没有穿衣服推矿车的事给任何人说，不然不和他做朋友！
父亲闲时会去河里钓鱼，还会背上火药枪上山打野兔、野鸡，为的是能改善一下生活。父亲唯一的爱好，就是每天能喝上一两杯没有下酒菜的“寡酒”。后来生活好一些了，有了炒花生、米花糖、麻花这些下酒菜，但这些都被眼馋的孩子们分享了，父亲也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，高兴地喝着小碗里的“寡酒”。
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后，许多地方都在“躲地震”。父亲从山上砍了竹子，找来一块空地，搭建起“地震棚”。下班后，他就在“地震棚”旁的荒地上开荒种菜。父亲种的南瓜特别好吃，嫩南瓜我们一家人吃不完，就拿到菜市场去卖。秋天，老南瓜成熟了，一个有二三十斤重，蒸熟吃特别香甜可口，父亲会送一些给矿上的工友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一家有吃有穿，全靠父亲像牛一样，上班在井下劳动，下班回家种菜喂猪。
父亲还给我买了三只小鹅，他说鹅养大了，卖的钱我可以拿去书店买书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就赶着鹅去吃草，鹅不停地找青草吃，吃饱了就安静地听我给它讲故事、朗读课文。我们家在“地震棚”一住就是7年，后来才搬到矿山单身宿舍，挤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姐姐哥哥一直住到结婚安家另外找新房。
1980年，我的矿工父亲退休了。由于在井下工作了几十年，他患了风湿，一到春季和冬季关节就痛，步履艰难。很多时候，去矿区逛逛散心，都是我最小的兄弟老七背着他去。父亲在我心里就像会理老家山顶上的一株老松树，经历沧桑，但仍能傲霜矗立。
自小学五年级起，我就喜爱文学，读小学四年级时，就给成都的《红领巾》杂志投稿，并发表了几篇小故事，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。2016年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时，父亲突然跟我说：“老三，这大过年的，你不能说个不字哈！我们一家人早就知道你写了几十年就想出一本书。你要用心写一本关于益门煤矿的书，让后辈儿孙记住益门煤矿的历史和矿工的艰辛。”
我看着苍老的父亲，千言万语哽在喉头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此时，我多想伸手替父亲擦去那深深皱纹里镌刻的煤灰，但那煤灰已渗入他的肌肤和血液，再也抹不去了。我的眼泪拼命向外涌，我背过身去，使劲儿将它们劝回眼眶去，因为父亲说大过年的，哭是很不吉利的。
我的矿工老父亲啊……看似平凡，却有一颗像所有矿工一样坚韧、仁爱、高尚的心灵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完成父亲的心愿匠心智策，用心书写煤矿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点滴，我要为下一代了解父辈和煤矿历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以告慰父亲一生的辛劳与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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